我国香文化的发展

人类对香的喜好，乃是与生俱来的天性。据考证，人类使用天然香料的历史极为久远，古代四大文明的发源地都与香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道德与馨香的民族。古老的中国香学文化，堪称民族文化的一朵奇葩。香文化渗透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沉香文化在从汉代以来的历史长河中，如一条芬芳的香脉，不绝如缕。

一

萌芽于远古祭祀之礼

中国传统香文化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现代考古学发现：距今多年前出现的燎祭，应属于最早的用香行为；“湖南城头山遗址”及上海“淞泽遗址”祭坛的发掘，说明距今～年前已出现生活用香和作为生活用品的陶熏炉；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发现了年前的陶熏炉炉盖；黄河流域的尨山文化发现了多年前的蒙古包形灰陶熏炉；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也发现了多年前的竹节纹灰陶熏炉，其造型美观，样式与后世的熏炉一致，堪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奢侈品”。这些都说明中国用香的历史在春秋之前就已出现。当时焚烧的香料是以草本植物为主。在《周礼》中记载：“剪氏掌除蚕物，以攻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虫之事。”可见，香品除了作为祭祀之礼，还被广泛用于辟邪、消除秽气、驱灭蚊虫、疗疾等领域。中国香文化自萌芽时代开始，就兼具了崇高祭祝与庸常生活的双重意义。

二

起始于春秋佩香之德

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文化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据《诗经周颂·清庙之什·维清》记载：“维清缉煕，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维周之祯。”禋即烟，是说周文王受命而祭天，以燃烧香蒿，燔柴祭天，熏香而出其烟。此时香的主要功用为原始祭祀，用于表达人们对天地的敬仰。烧香行为由国家掌握，由祭司执行。随着人们对香认识的提高，进一步把香文化作为一种日常的礼仪。《诗经》中有关于“采艾”“采萧”的记载；屈原《离骚》中“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等诗句，展示了当时香品采制与使用的风尚。

从《诗经》《尚书》《礼记》《周礼》《左传》及《山海经》等典籍的相关记述中发现，当时所用香木、香草主要有泽兰（非春兰）、蕙草（蕙兰）、椒（椒树）、桂（桂树）、萧（艾蒿）、郁（郁金）、芷（白芷）、茅（香茅）等。所用的熏香器具是炉身很浅的豆形香炉。使用方法有熏烧（如蕙草、艾蒿）、佩带（香囊、香花香草）、煮汤（泽兰）、熬膏（兰膏）、入酒等。

当时佩带香囊、沐浴兰汤、互赠香品，成为一种风尚。古人认为道德高尚的人会散发出本性之香，即所谓的“明德惟馨”。佩香就是警示自己要时时近君子而远小人，做一个道德高尚、有智慧、有着健康人格的人。

佩香在当时还是一种礼仪的表现。《礼记·内则》曰：“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即少年拜见长辈时先要漱口、洗手，整齐发髻，系好衣服的丝带，还要在衣穗上系挂香囊。既以香气表恭敬，也表明自己的人格取向，又可避免身上的不良气味冒犯长辈。古人对香的认识又进了一步。

三

成型于汉代合香之贵

人们不仅用香来邀天集灵，祀先供圣，还用香来颐养性情，启迪才思，驱邪辟疫等。可见香料已经被社会所认可和使用，香文化的发展初现端倪。

秦汉时期，华夏一统。随着疆域的扩大，南方的香料得以进入中土，使中原地区所用香料的种类增多，再加上文化的融合，促使香文化有了更为适宜的发展空间。

西汉初期，熏香就已在贵族阶层中流行开来。汉武帝时期是我国香文化发展史上从低级到高级，从无序到有序发展的关键时期。

汉武帝在位期间大规模开疆拓土，奠定了中华疆域版图，实现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疆土统一。并遣使通西域，使战国时期初步形成的丝绸之路真正畅通起来。随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活跃，在促进东西方交流的同时也便利了西域香料的传入。西南和岭南（含现在越南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南部边陲地区的沉香、檀香等名贵香药大量进入内地。东南亚、南亚及西域的龙脑、苏合香、青木香、鸡舌香等也陆续传入了中国，因其芬芳浓郁，深受皇室贵族士大夫等人士喜爱，大大丰富了中国香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据史料记载，汉武帝本人就很喜欢熏香，带动了汉代的用香风气。公元年春天，汉武帝灭南越国后，汉代宫廷开始大量使用沉香。南越国的区域，即今天中国的海南、香港、福建、广西、广东，以及越南的中部和北部等地。东汉杨孚所著《交州异物志》书载：“蜜香，欲取先断其根，经年，外皮烂，中心及节坚黑者，置水中则沉，是谓沉香......”这是较早提沉香的古文献。由于香品极为名贵，香的使用还仅限于宫廷和上层贵族之中，沉香、苏合香、鸡舌香等香料成为王公贵族的炉中佳品。

龙脑、苏合等树脂类香料不能直接燃烧，而必须下承炭火，因此当时专门用于熏香的熏炉使用普遍，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博山炉”。博山炉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从西汉到南北朝的年间十分流行。博山炉的基本造型由炉盘、炉盖和炉座三部分构成，一般在炉座下还有承盘用以贮水（有贮兰汤之说），象征东海。炉体呈青铜器中的豆形，上有盖，盖高而尖，镂空以散香烟，呈山形，山形重叠，其间饰有灵兽、仙人。焚香时，香烟从镂空的山形中散出，宛如云雾盘绕的海上仙山（汉代盛传海上有蓬莱、博山、瀛洲座三仙山），因而得名。博山炉由能工巧匠制作，是汉晋时期地位最高、最为特殊的一类熏炉。

香炉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所用香炉的尺寸、材质是不同的，帝后为金质，妃子、皇子为银质。特殊地位的亲王有使用鎏金、错金博山炉的，如中山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错金博山炉即是一例。一般官员多用铜质博山炉。熏炉是现在发掘的汉代王墓中最多见的随葬物品。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植物性香料十余种，可以辨认出来的分别为花椒、佩兰、茅香、辛夷、杜衡、蒿本、桂、高良姜、姜等。这些香料分别盛放在熏炉、香枕、香囊、香奁（配有竹熏罩）等香具中，为我们研究汉代的用香习俗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资料。

汉代的熏炉甚至还传入了东南亚，在印尼苏门答腊就曾发现刻有西汉“初元四年”字样的陶炉。

朝卫宏撰写的《汉官仪汾》：“太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书郎伯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者。伯使从至止车门还，女侍史絮被服，执香炉烧熏，从入台中，给使护衣服也。”其精致、气派、程序繁复可见一斑。

在汉代，熏香用具名目繁多，有香炉、熏炉、香匙、香盘、熏笼、斗香等。汉代还有一种奇妙的赏香形式：把沉水香、檀香等浸泡在灯油里，点灯时就会有阵阵芳香飘散出来，称为“香灯”。

汉代人对香料的使用，既有美味饮食、宗教祭祀、香身、保健、防腐等实际用途，更有对香料所蕴含的精神气象的迷恋，反映了当时的用香习俗。随着汉代香料品种的增多，人们除了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香品，而且已开始利用不同香料的作用和特点调制出特有的香气。于是，出现了像中医药方一样的香方，使“香”的含义由过去的“单一香料”，衍生出了由多种香料依香方调和而成的“合香”。从单品香料演进到多种香料的复合使用，这可以说是香文化发展的又一次革命。中国香文化开始略具雏形。

东汉时期《汉建宁宫中香》的香方就显示了汉代的这一用香特点：

黄熟香，四斤；白附子，二两。

丁香皮，五两；藿香叶，四两。

零陵香，四两；白芷，四两。

乳香，一两；檀香，四两。

生结香，四两；甘松，五两。

茅香，一斤；沉香，二两。

苏合油，二两；枣，五两。

研为细末，炼蜜和匀，窖月余作丸，或饼爇之。

可以看出，到东汉时，不仅香料的品种已非常丰富，而且香的配方也十分考究，已经与中药的配制有了异曲同工之妙。

自汉代之后，随着帝王用香的讲究，用香之风日益流行开来，众多贵族争相效仿。六朝时期的上层社会注重修饰姿容、增添风度，熏衣、佩香、敷粉等十分流行。香品成为身份的象征，上流社会将焚香、品香视为雅事。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阶层开始较多使用熏香，留下不少品香用香、记录心情的诗文。如罗隐的《香》、曹丕的《迷迭香赋》、刘绘的《博山香炉》等，脍炙人口，流芳千载。

汉未至魏晋南北朝，佛道两教的兴盛，无论道家还是佛家都提倡用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时期香文化的发展。此时，具有代表性的博山式熏香文化大行其道，它不再是达官贵人修养身心的专利，平民百姓用博山炉熏香、品香也成为一种时尚。南北朝时期，沉香不仅被皇亲国戚所珍爱，也被上流社会所追捧，是有身份的人的昂贵奢侈品。这个时期贵族阶级就开始尝试把沉香与来自四面八方的香料配和调制成合香。

南朝的梁武帝是第一位以沉香祭天者，他用沉香建造明堂，取与上天纯阳正气相宜之意；在北郊则用土与沉香混合，以表示人与土地的亲近之意，宜于混杂各种芬芳之气，调和众香。

四

成熟于盛唐用香之华

隋唐时期是我国文化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经济发达、社会日益富庶、国家空前强盛。是我国历史上香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

隋唐之前，虽然中国的上层社会对香已推崇备至，但由于香料多为边疆、邻国的供品，大多数香料，特别是高级香料并不产于内地，因此即使对上层社会来说也是稀罕之物。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香文化的发展。而进入唐代之后，局面就完全不同了。随着唐朝成为一个富强的大帝国，其对外贸易及国内贸易都空前繁盛，檀香、龙脑香、乳香、没药、胡椒、丁香、沉香、木香、安息香、苏合香等大批香料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社会的富庶和香料总量的增加，为香文化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社会条件。

隋唐的许多皇帝，对香料尤其是沉香十分钟爱，依仗其雄厚的国力，在用香的品级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前代的帝王。隋炀帝每到除夕之夜都会在殿前设火山，预备几十车沉水香，毎座火山焚烧几车沉香，又浇上甲煎（以甲香和沉麝诸药花物制成），火光燃起，高达数丈，几十里之外都能闻到香气。一夜要用去沉香两百车、甲煎两百余石。隋唐贵族对香料和香材的使用可称得上是奢靡无度。当时引进和开发了能用于各种场合的香具：镇压地毯一角的重型香炉；帐中熏香的鸭形香炉；悬挂在马车和屋檐上的香球；藏于袖中而动止皆香的香囊；等等。到了唐朝，宫中大臣之家多有沉香亭、沉香阁、沉香柱、沉香床，人们用香炉烧沉香，取久之不散的香味，驱室内阴秽之臭气。

唐中期以后，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盛起来，大量的香料经两广、福建进入北方，大大降低了香料的价格，为香文化的普及奠定了物质基础。技术上也产生了形式多样的行香方法。唐代的香具制造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香具的材料有金、银、玉、石等，即使是模仿前朝的博山炉，外观也更加华美。熏炉由汉代的浅膛直接点燃草木香料的熏炉，向“隔火熏香”的深膛香炉演变。隔火熏香指不直接点燃香品，而用木炭或炭饼（用炭粉等多种材料合成）作热源，在炭火与所熏香品之间再“隔”上一层传热的薄片（云母片、银片、瓷片等），用炭火慢慢“熏”烤香品，以减少烟气，这种没有明火和烟气的熏香方法，使香气散发更加纯粹，舒缓绵长。正如李商隐《烧香曲》中所说的“兽焰微红隔云母”。现今日本的所谓“香道”即是源于唐代的这种熏香方法。

盛唐时期，熏香已经很普遍了。沉香的熏燃流行。到唐代中后期已使用无须借助炭火的“独立燃烧的和香”，即“印香”和“香炷”。焚香在唐代已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整个文人阶层用香已成为普遍风气。读书以香为友，独处以香为伴，衣物必以香熏，被褥必以香暖；公堂之上以香饰其庄严，松阁之下以香展其儒雅；调弦抚琴，以清香一炷佐其心志、导其韵；品茗论道、书画会友无不以香为聚。生活上，书中置芸香草避虫而有“书香”，以麝香、丁香入墨而有“墨香”，以沉香树皮作纸而有香纸”，既可芳香醒神増风雅之气，又可改善墨的品质，还能为书画辟虫。凡此种种表明唐代的人们对香的研究和利用进入了一个精细化、系统化的阶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出现了专门用于品香的闻香炉，这标志着焚香已经从生活的附属品和修行的辅助品，开始上升为一门艺术。香席文化逐渐形成。香席所用的香料，并非一般焚香的香料，而都是些十分罕见且贵重的原料如“沉檀龙麝”。香席讲求与书法和文学的结合，达到提升生活品位的境界。

香料贸易的繁荣使香品的种类更加丰富，唐朝出现了许多专门经营香材香料的商家。对各种香料的产地、性能、作用、配制等都有了专门的研究使香的用途更为广泛，功用的划分也更为明确，出现了专用的宗教用香、读书用香、防病治病用香等。可说是专香专用。制作合香的配方更是层出不穷。

佛教在唐代的兴盛，特别是佛教经书对香的大加推崇，对香文化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敦煌壁画里就常能见到香斗、博山炉等丰富多彩的唐代香具。在佛教图像影响下，博山炉逐渐同莲花相结合，形成了莲花状香炉。

鉴真是唐代高僧。在天宝十二年（年）东渡日本成功，他为日本带去了大量佛经、医书，对日本的佛教、医学发展影响极大；同时还带去了大量的香药以及合香技术。鉴真历次东渡都带有大量药材和香药，《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如：天宝二载，除法器等物，还带有“麝香二十脐，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木香、熏陆香都有六百余斤，又有毕钵、诃梨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此举奠定了日本香道的基础。

隋唐时期是熏香文化史上最为重要的阶段之一，良好而稳定的社会大环境，为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虽然熏香还没有完全普及到民间，但香文化的各个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成熟、完备的香文化体系。

作者：赵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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